2003年11月，上海。

梧桐葉落了一地，杜若攥著剛發的工資，在商場童裝區流連。貨架上掛著“換季清倉”的紅色標簽，她挑了兩套一模一樣的冬裝——粉色給嬌嬌，白色給安安。結賬時又添了兩雙小皮鞋，系帶處綴著毛絨球。

“兩套一樣的？”收銀員笑著問。

杜若把衣服仔細包好：“給我閨女和侄女。”付完錢，她兜里只剩五塊二毛。

包裹寄出一周后，安安穿著新皮鞋站在南灌渠邊上。冬日的陽光把水泥渠壁照得發白。嬌嬌正踮腳去夠崖邊的野棗，突然“哎呀”一聲——右腳上的新皮鞋掉進了灌渠。

“我的鞋！”嬌嬌尖叫。那鞋在水面漂了一會兒，慢慢沉入墨綠色的深處。

安安折了根樹枝蹲下來，嬌嬌有樣學樣。兩個小女孩趴在地上，手臂伸向深淵，樹枝尖勉強碰到水面。落后半步的小表弟揪著嬌嬌的衣角，小臉皺成一團。

“要死啊！”炸雷般的吼聲嚇得安安手一抖，樹枝掉進渠里。李瑛像陣旋風沖過來，先抱住嬌嬌拖回安全地帶，又拽過兒子，照著倆孩子屁股“啪啪”就是兩巴掌。

輪到安安時，李瑛突然收手，冷笑一聲：“有人能治你。”

安安懵懂地跟著回家，疑惑舅媽今天怎么不打自己了。她不知道，李瑛在上房門口已經哭成了淚人：“這野種要害死我嬌嬌啊！把鞋往渠里扔，灌渠那么高，掉下去準沒命...”

太爺的旱煙桿“啪”地敲在門框上。嬌嬌被叫到跟前時，嚇得直往母親身后躲。

“是她扔的嗎？”太爺的聲音像鈍刀磨石。

三歲的嬌嬌大眼睛里蓄滿淚水，看了看母親繃緊的下巴，微不可見地點了點頭。

安安蹦跳著進院時，正看見太爺朝她招手。老人平時招呼表弟都會給糖塊，安安雖然疑惑，還是走了過去。突然瞥見太爺另一只手的梨木拐杖——那根打死過野狗的棍子。

梨木拐杖掄起的瞬間，杜母剛從后院抱了柴火出來。她看見陽光在拐杖上閃了一下，接著是“咚”的悶響——第一下砸在安安后腦勺上。孩子像截木頭般直挺挺跪倒，額頭磕在磚地上。

“啊！”杜母的尖叫和第二下破風聲同時響起。她撲過去時，拐杖已經落在安安背上，第三下打在了她自己肩胛骨上。

安安蜷在地上，后腦腫得像扣了半個蘋果，血從鼻孔流到嘴里。杜母抱起孩子，摸到后背一片濕熱——不是汗，是滲出的組織液。

“你要打死她，先打死我吧！”杜母嘶吼。

太爺的旱煙桿指著安安：“李家的種，骨頭里都是壞的！”

“她也是你的血脈！”

“臟血！”太爺啐了一口，“沒扔山里喂狼是杜家仁義！”

炕上的安安昏沉了七天。喂進去的米湯總從嘴角流出來，夜里發高燒說胡話，一會兒喊“媽媽”，一會兒喊“別打”。杜母用雪水浸濕毛巾給她敷額頭，看見孩子瘦成巴掌大的臉上，睫毛像受傷蝴蝶的翅膀般顫動。

杜若是接到“孩子不行了”的電話趕回來的。進門時，太婆正給安安換藥。孩子的頭發被剃光了，露出頭皮上紫黑的淤血，后背的傷結了痂，像貼了張歪扭的樹皮。

“我六歲那年，”太婆突然開口，“后娘讓我看弟弟，弟弟掉進水缸...我挨的揍比這狠。”她枯枝似的手撫過安安額頭，“孩子像草，看著弱，一場雨又活了。可再耐活的草，也經不住天天踩。”

月光透過窗紙照在安安臉上，杜若想起去年在天津，雇主家孩子發燒，全家連夜送兒童醫院。而安安這些年生病受傷，都是怎么熬過來的？

“汽修廠要個做飯的，”同學在電話里說，“月薪二百，活累。”

杜若看著女兒因噩夢抽搐的小腿，答得干脆：“我去。”

同學介紹的汽修廠在縣城郊區。杜若去看時，二十幾個工人正圍著一輛卡車忙碌。廠長領她到廚房——磚砌的土灶，墻上油污斑駁。

“二百塊，管三頓飯，住后面板房。”廠長踢了踢漏風的門，“干不干？”

杜若摸了摸兜里女兒退燒藥的處方，點頭。

那晚她給上海雇主打電話辭工，對方嘆息：“早該這樣了，孩子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掛掉電話，杜若望向炕上的安安。月光下，孩子蜷縮的姿勢像子宮里的胎兒，仿佛隨時會消失。她輕輕躺下，把女兒摟進懷里。

院外，太婆的嘆息飄在風里：“這丫頭命硬。”

而杜若知道，從今往后，她們母女的命要牢牢拴在一起。汽修廠的油煙會嗆啞她的嗓子，板房的寒風會凍裂她的手指，但每天傍晚，她都能牽著女兒的小手走回那間漏風的屋子——這一次，誰也別想把她們分開。

雪漸漸停了，月光照在母女相握的手上，像道永不愈合的傷疤，也像條銀色的繩索，將兩顆破碎的心緊緊捆在一起。